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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

来源:大众文艺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7-1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一、引言 近代以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大众”这一概念在经历了“启蒙现代性”的蜕变和以“阶级”为内核的话语整合,最终演变成为当下文化视野下以“消费”为特质的“大众

一、引言

近代以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大众”这一概念在经历了“启蒙现代性”的蜕变和以“阶级”为内核的话语整合,最终演变成为当下文化视野下以“消费”为特质的“大众”。这个曾经表征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指示器”的概念,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建构和重构之后,其概念所指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们依然使用“大众”这一称呼,但当下以“消费”为语义内核的“大众”与中国近代以来以“阶级”为主要分类标准的“大众”(如人民大众)截然不同。而造成“大众”语义演变的动力主要源自不同的言说语境,比如在“革命”话语时代,“大众”被视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而在当代的“消费”语境中“大众”则成为消费的主体。

具体而言,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以“革命、“阶级”等为语义内核的“人民大众”,把“大众”视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坚守“精英”立场的知识分子以“人道主义”消解“阶级论”的方式,倡导具有普遍人性的“大众”;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人文知识分子深感这种以“消费”为中心的“大众”,与自己的审美、启蒙追求背道而驰,于是针对“消费大众”的批判话语开始生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大众”批判话语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继续坚持其一贯的批判姿态,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保持一种相对“中性”的立场,即对“消费大众”进行理性反思;在21世纪初前后,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的介入,对待当代“大众”又有了新的认识,诸如“中心”、“边缘”、“斗争场域”等概念被引入到针对当代“大众”的言说之中。

与中国的“大众”不同,在西方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大众”理论体系中,“大众”概念主要对应着两个英文词:Popular和the Masses。这两个词分别与西方话语中“大众”的两种不同理论脉络相关,即通常把Popular视为有主体性、主动性的大众;the Masses则更多与消极的、无主体性的大众相对应。然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广泛地被作为修辞限定语与其他语词组合成新的概念,如大众媒介、大众消费等。但问题在于,在当下语境下把“大众”的复杂“所指”都归结在一个概念里,又以西方话语作为参照系,这就势必会造成对“大众”概念的使用和理解的混乱。有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大众”概念的语义进行梳理,以期解决“大众”概念使用的混乱问题。

二、中国“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

近代以来,中国“大众”知识谱系从“臣民”的现代性转型开始,经历了国民、民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等几个大致不同的阶段。中国“大众”经过现代性的语义转换与革命、阶级等话语的洗礼,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大众”知识谱系。不过,中国“大众”概念流变到当代,其语义内涵开始展现出向西方话语靠拢的趋势。

(一)中国“大众”概念的流变

首先是“臣民”向“国民”的转化。中国历史发展到晚清,政权统治摇摇欲坠,西方启蒙思想的催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所形成的历史“合力”,使得“君—臣”模式的“臣民”逐渐转化为具有“民主”内涵的现代“民”。一批早年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从日本这个“中介地”引进了具有启蒙色彩的“国民”概念。可见,“‘国民’本质上是一个日语借词”[1](P102)。与传统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力”的“臣民”相比,这种从日本“旅行”而来的现代“国民”则是“权力”和“义务”兼而有之。

具体来看,在“国民”话语言说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国民”言说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国民”言述。他们都大致认同“民”为“国”之“民”,所不同的是“革命派”的“国民”言说的根本前提是把“民”建基于以“三民”、“共和”为核心语义的“国”之上,而不是“维新派”所倡导的、在保持晚清帝国政权前提下的“国民”言说。很显然,“革命派”的“国民”言说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向,最突出的一点是它顺应了中华民族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潮流,以至于“维新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后来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逐渐向“革命”的“国民”话语靠拢。

到了“五四”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联“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呼吁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民众”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从而奠定了以“左翼”话语来整合“大众”概念的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农民众”话语可以视为“工农大众”话语生成的过渡性言说,因为这两种话语言说都以“工农”为话语主体,且以“阶级”为群体分类的标准。不同的是,从“国民”到“工农民众”话语的流变,以“工农”作为话语主体经历了缓慢的演绎过程,大致是城市青年→工人→农民,“民众”队伍呈现渐次增大的趋势;而从“工农民众”演绎为“工农大众”,其话语主体大致都指向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

文章来源:《大众文艺》 网址: http://www.dzwyzz.cn/qikandaodu/2020/0713/3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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