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发展的贡献(3)

赵树理在“大众创研会”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创作或把别的形式改编为曲艺。“这事遇到的困难是作家不干，旧文人干不来”［8］。他自己动手，把田间的著名长诗《赶车传》改编成鼓词，题名《石不烂赶车》，既忠于原作，又增加了故事性、趣味性，成为一部深受大众欢迎的作品。鼓词语言形象鲜明，节奏明快，后来成为艺人的保留节目，连演不辍。在他的带动下，北京市的曲艺创作活动很快开展起来，“大众创研会”成立3个月，即改编、创作了84段新词，内容丰富多彩。

作为曲艺改进会的负责人，赵树理不遗余力宣传普及大众化的曲艺作品。不仅千方百计地把曲艺作品送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占领“天桥”文摊，而且还送给新时代的“文人学士”，让历来被挡在文艺殿堂之外的“低级”文艺登上大学讲坛。他与林庚在燕京大学（北大）开办了民间文艺课，发扬“大众文艺演讲会”演、讲结合的优点，异常生动、新颖。他先讲曲艺在宣传上的作用，曲艺的群众性、艺术性，曲艺艺人在新社会地位的变化，然后按照各种不同形式，组织专家介绍其历史和艺术特色，再由有关著名艺人现身说法，即席表演或清唱。如讲评剧，先由王雁介绍评剧的历史，接着请新凤霞演唱《刘巧儿》；讲山东评书，先由连阔如讲山东评书的历史和特点，又由本人说一段山东评书《潘金莲》；讲山东快书，由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家高元钧讲解和表演。此外，梁小楼的“京韵”，魏喜奎的“奉调”，孙玉奎的相声，魏长林的“乐亭大鼓”，都上了燕京大学的讲堂。

四、初心不改

《说说唱唱》创刊后，编辑部收到1 篇小说来稿，题目是《金锁》，作者孟淑池。小说的情节是：“一个流浪的难民，流落在一家恶霸地主家里当长工。恶霸地主欠下他的工资不给，又用公家的粮食骗来另外一个女难民，名义上是替这个长工娶妻，实质上别有用心，后来因强奸不从，竟将男女一同治死。不料男的没有死去，投入解放军，最后把案情弄明了。”［3］31-32“大众创研会”小说组传阅后，发现了几处缺陷。稿子传到赵树理手里，他“没有和其他编委商量”就发了，引起读者的批评。为此，“大众创研会”开了3次讨论会，由赵树理写了《〈金锁〉发表前后》，针对“作风上欠民主”作检讨。紧接着写《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认识到作者对主人公的形象有所丑化，是个“立场问题”。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而且检讨要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从关于《邪不压正》的争论，到写《我与〈说说唱唱〉》，是一个矛盾、苦闷和充满斗争的时期。赵树理以很大的热情和精力“打入天桥”，占领北京“地摊”，然而又有人不买他的账，常常受到指责，不时当众检讨，有时也很纠结，很困惑，甚至无所适从。但他初心不改，始终坚持为人民创作。

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第一篇小说——《登记》创作于1950年5～6月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全国掀起了宣传热潮。马烽回忆说：“1950年夏天，正是大力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刊物急需要发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但编辑部却没有这方面的稿子，编委会决定自己动手写。谁写呢？推来推去，最后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老赵头上。这是命题文章，也叫做‘赶任务’。一般的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老赵却很快‘赶’出了一篇评书体的短篇小说《登记》”［6］267-268。在赵树理过去的创作中，像这种“命题作文”的现象并不多见。然而，这篇小说发表后，立即被改编为各种戏曲剧本在全国上演，沪剧改编的《罗汉钱》成为该剧的经典剧目，还拍成了电影。继晋东南上百个农村小剧团上演《小二黑结婚》，轰动了整个华北解放区后，《登记》又轰动全国，小飞娥和艾艾母女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小说丝毫没有公式化、概念化之感，与《小二黑结婚》一样，有一股巨大的艺术魔力，紧扣读者心弦。

赵树理发现，自从1949年进京以后，和农民的联系基本中断，创作的源泉几近枯竭。“除了3年之中写了两个小东西《传家宝》和《登记》以外，所存的原料再也写不成能给人以新感觉的东西。”而他原本在北京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因路子太生半途废弃，他本人也对机关工作“水土不服”。“回顾一下自己从抗日战争以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来，渐渐以至于完全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如不彻底改变一下现状，自己的写作历史是会从此停止的。”他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在抗日根据地工作时，那些以诚相见、淳朴无私的农民群众，那种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心情。赵树理向关心他的同志们、朋友们郑重许诺：“照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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