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的文艺腔常常走板，“兰心”还好幸免

春天的傍晚，我在上海街头无目的地游荡，走到茂名南路拐弯处时，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下那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府邸式的建筑，它被施工护墙所遮挡，看样子内部在大修，于是绕到后门去，发现依然是营业的，红色的霓虹灯管在掩映的、破旧的人造革面大门后闪烁着几个字：兰心大戏院。

兰心大戏院并非雄伟高大的奇观建筑，是很容易错过的，但它见证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现代戏剧、电影、音乐、歌舞在中国都市的发展史。无数的名伶、明星、名媛想必都在这里留下了精彩的故事，随便截取一段，都应该是传奇吧。

《兰心大剧院》与《间谍之妻》

然而，却不能如此期待娄烨的《兰心大剧院》。大戏院、大剧院，一字之差，却相距甚远。或许，这部影片也并不致力于从外部细节“再现”旧上海的氛围：黑白电影貌似复古，但在各种关于旧上海的影片中它显然不是最接近大众理解的“海派”那一类，比如旗袍女子、“老克勒”等等，而是别的。须知上海人娄烨并非不熟悉上海，早年的《苏州河》即是对上世纪90年代上海气息的最佳捕捉，没有之一。他所追求的更接近于那个时代的脉动——具体体现在他对穆时英、刘呐鸥“新感觉派”小说的把握。

如果我们读过《白金的女体塑像》或《上海的狐步舞》，就会一下子在《兰心大剧院》中感到那种属于早期都市现代性的脉动。这个故事部分来自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的小说《上海》。

娄烨最大的优点就是总能找到这种“感觉”，以弥补他的一些不足：他的影片在故事和剧本上总有各种短板，从而造成某些令人不适的“文艺腔”，而这种“文艺腔”又随着剧本的拉胯而荒腔走板。幸而，《兰心大剧院》得以幸免。

2019年入围威尼斯主竞赛的《兰心大剧院》或许要和次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黑泽清导演的《间谍之妻》比较起来看才更有意思，或者说，才能看出这部电影的价值所在。《兰心大剧院》和《间谍之妻》都游离于主流战争叙事之外，都借用谍战剧的外壳表达导演个人化的思考，都将抗日战争置于更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两位女主人公都是女演员，只不过一个是明星，一个是业余的。两部影片都有“戏中戏”，都没有口号或煽情，与影片的气氛匹配。

《间谍之妻》

《间谍之妻》的特殊性在于传递了一个信念：在民族利益之上还有一个真理（正义），长远来看它对祖国更重要，所以我选择真理（正义）。这部影片显然在很多地方与增村保造的《清作之妻》有相似之处，而《清作之妻》有更为深入的对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和民族狂热的讽刺。《间谍之妻》可能也并没有超越前辈日本导演反战片的地方，它的独特之处是夫妻、家国之间的心理同构，以及融各种类型片于一炉的聪明设计。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但日本电影中真正的反战片却是一种战败者的“胜利”书写。我想，《间谍之妻》也可归于此列，影片的立意和策略都颇有看点，尤其是在全球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的语境下。它可以归于此列的原因之一就是女主人公精神意识的曲折迂回的成长、成熟，对“正义”的逐渐认同。

《间谍之妻》有一个世界背景，即太平洋战场上多个国家之间的较量。《兰心大剧院》同样也以太平洋战场为背景，展现了至少中、日、美、法四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博弈。这其实是个很难拍好的题材，苦难叙事不仅是伤痕展示，也不是将对方弱智化，那样只能说明我们没有在自己承受的苦难中成长，要知道，恰恰在苦难中最能够探索精神、最蕴含灵魂之升华的可能性，低智的书写难以称之为胜利者的书写。娄烨显然知道这种难度，但他依然愿意在这个维度上进行一定的开采，这是值得肯定的。同时，观众也不必带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毕竟我们不能指望所有导演都能拍出一部《索尔之子》。

巩俐与小田切让

《兰心大剧院》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已经算是一个突破，一种创作者心态的突破——胜利者会思考自己的胜利对于全人类命运的意义何在。二战题材在世界电影中从未“冷”过，我们不难观察美国、苏联、英国电影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自己的“胜利”，法国电影如何讲述自己的“抵抗”并巧妙将其转化为“胜利”，德国电影如何不能“胜利”，否则那就是《意志的胜利》。“胜利”当然是要详加考察和思索，它很多时候并不等同于欢呼的场面，也不等同于“宏大叙事”。

文章来源：《大众文艺》 网址: http://www.dzwyzz.cn/zonghexinwen/2021/1020/13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