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瞿秋白在翻译理念冲突中的背后(2)

理论上瞿秋白是对的，但前提则是：汉字要废除（像许多后发国家那样，启用罗马字），言文要一致。但这是一个小工程吗？在这个前提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要求“绝对的白话”和要求全国各大城市同时进行苏维埃起义，在逻辑上又有何区别呢？这才是同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茅盾所真正质疑的。这实际上暴露了瞿秋白理论思想的矛盾性：一面声称“绝对的白话”尚在形成过程，一面又用“必须”这种字眼强烈要求其在写作中实现——尚未形成的结果如何在过程中实现？

“文”和“话”的关系，鲁迅看得很清楚，不会闹瞿秋白和茅盾那样的“误会”。他也认为统一的普通话“正在形成过程”，但清楚看到书面语“现在还不能和口语——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结果“只能成一种特别的白话……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而非瞿秋白的“绝对的白话”。鲁迅将这种“特别的白话”视为一种历史过渡性语言，看重民众批判和历史的淘汰，即强调主体的介入——从而“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2］392，而非瞿秋白以“必须”的绝对律令轻轻打发。

同样，与瞿秋白对“顺”与“达”皆能完全实现的充分自信相反，鲁迅总是站在自我怀疑的立场上。他视“硬译”为一种“没有出路”的出路，一是因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5］338，二是因为自己“力量实不足以达之”［5］284。但在鲁迅那里，这些或客观或主观的原因都不足以成为拒绝翻译的理由。在鲁迅看来，中国的精神生活已经“由聋而哑”，“运输精神的食粮的航道”的翻译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而这种境况的造成不单是专制统治者的压迫，五四启蒙者也要担负一定的责任——后来要么急于事功而最终无所成果，要么看不起翻译，认为翻译只是“媒婆”［6］294。所以，面对急需“切实的精神的粮食”的青年们，鲁迅“甘为泥土”［6］295，即甘为铺路石子，同时疾呼“诚实的翻译者”［2］215，即扎扎实实做事的翻译者，而不似蒋光慈除了讥笑重译是“让作品变了一半相貌”外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而自己能译（学过俄文）却不译。

选择“硬译”这种译法同样基于时代历史的考虑。鲁迅希望“硬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为的是“医治”中国人“思路不精密”的“病”。“硬译”通过保留原文语法、语言结构的方式吸收异质语言成分，改造“语法不精密”［2］391的汉语，继而慢慢改变国人的思维习惯。鲁迅极力保留原文“精悍的语气”而不惜牺牲译文的“顺”，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这个原因。“精悍的语气”产生于仂句所构成的精密的语言结构，语言结构承载的是复杂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若将仂句拆散，则原文的语言结构被改变，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的理解也会受之影响。通过翻译输入新的表现法并不是鲁迅的空想，东邻日本的近代语言演变提供了鲁迅视野上的参考。“添加了新句法”的日本语，“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其演变也经历了从“不‘愉快’”到“成为已有”［2］204的过程。日本明治时期的哲学家中江兆明曾设想日本文字拉丁化要从编辑字典和编撰小学、中学、大学的辅助课本开始，最后推行到“政府的公文和布告”［7］26，实际体现的也是文字改革的过程性。而瞿秋白虽承认“现代普通话”尚在形成过程中，但另一方面却迫不及待地宣称“现在事实上中国人已经有了一种可以共同使用的文字，就是真正的白话文”［3］423，显示了他有一定的现实感，但在具体实践时最终服膺于理论的逻辑。

出于现实的切实需要，选择一种符合当下历史条件和自身能力的译法（“硬译”），力图在于历史同步的情况下改变中国境况，是鲁迅对待翻译的态度，更是其对待历史的态度。面对眼前的问题，鲁迅始终要求自己“处在历史之中”而非超出历史，以切实的行动努力去解决，去改变，而非一些革命文学家那般自恃高于他人而完全不顾历史条件，一如论者所言：“鲁迅……不是按照通行意义上高于他人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他自身特有的‘强韧的生活者’的方式进行着。”［8］50他与瞿秋白在翻译问题上的友好的冲突，也体现着上述结构，即：是服膺于理论或逻辑，还是内在于、忠诚于历史？

瞿秋白“绝对的白话”的主张，追求的是文艺大众化的目标，对此，鲁迅在回信中提出译书“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的问题。他按教育水平将大众分成“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三类，认为只有甲是适合读翻译书的，他的“宁信而不顺”的主张也是针对甲类读者的［2］391。面对如此切实的分析，瞿秋白的回应如下：“你的意思以为要‘分别了种种的读者层，而有种种的翻译。’我以为不能够这样办法的……至于翻译，……就要完全根据原文，翻译的人没有自由可以变更原文的程度。”［3］522对比两人的原文可见，瞿秋白的回答有些“答非所问”。鲁迅并无提到翻译要变更原文，“分别了种种的读者”指的是根据不同教育程度的读者提供不同的文艺样式，而并非针对翻译。那么，瞿秋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呢？一种可能是，致力于文艺大众化的瞿秋白无法认同鲁迅翻译的非大众化——鲁迅只把甲类读者视为译书的读者，而瞿秋白所强调的“绝对的白话”翻译面对的是大众。所以，实际上，鲁迅的问题被瞿秋白转化成另一个问题——“用什么语言翻译”——只要搭建“现代的中国白话文”扶梯，大众就可以懂得世界的科学艺术的著作的译本。”［3］523他实际上否定了鲁迅对读者进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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