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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瞿秋白在翻译理念冲突中的背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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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之相比,鲁迅不依靠任何理论来谋求信仰的终极获得,既不服膺于任何理论也不以“真理在握”姿态要求别人。他称自己作文“怕于读者有害,因此……
与之相比,鲁迅不依靠任何理论来谋求信仰的终极获得,既不服膺于任何理论也不以“真理在握”姿态要求别人。他称自己作文“怕于读者有害,因此……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14]、“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5]300。就翻译而言,鲁迅并不仅仅将其视为一项旨在改变外部世界的完全功利化工作,而是回归内部世界进行自我解剖。他说:“‘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2]213“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指的是“革命文学”论争中“解剖理论”没学好就来攻击鲁迅的革命文学家们。鲁迅“窃得别国的火”后,并不像他们那样对准外部论敌猛烈开火,而是首先“煮自己的肉”。“窃火煮肉”在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指借着“别国的火”,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继而在自我否定基础上自我重造;一指通过自己的翻译提供正确的“解剖理论”给理论没学好的“革命文学家们”,帮助他们在攻击自己时能切中要害。在鲁迅看来,这也“是为了自己”,这是一种不同于“革命文学家们”也不同于瞿秋白普罗米修饰式“窃火给人”[2]213-214的方式——解剖他人先从分解自己入手的“个人主义”、经过“血肉化”后的“拿来主义”,更重要的是,不自诩为“救人”的普罗米修斯式英雄至高而下的拯救,而是自身就是作为血肉存在的“人”接受“火”的锤炼。
这既是鲁迅与“革命文学家”的最大不同,也是他与瞿秋白的区别。
文章来源:《大众文艺》 网址: http://www.dzwyzz.cn/qikandaodu/2021/0322/1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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