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瞿秋白在翻译理念冲突中的背后(3)

那么，瞿秋白的“大众”指的是谁？他专门写了一篇《“我们”是谁》的文章批评“左联”成员何大白（郑伯奇）将“我们”（知识分子）与“大众”对立起来，“不能够抛弃‘智识阶级’的身分”［1］489。瞿秋白呼吁消灭“智识阶级”的身份，鲜明展现了“文艺大众化”不纯粹是一个文化命题，更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命题。在这场革命中，知识分子唯有与大众结合，甚至消灭自我，才能彻底脱离被指为“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危险境地，获得道德合法性。瞿秋白笔下的无产阶级创造的“现代普通话”是全国大众所共有的，自然成了“智识阶级”与“大众”的共同语言。此后，随着左翼政治力量逐渐壮大成熟，文字革命——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革命三者关系被不断强化。大众成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知识分子的“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否则“火力就打不倒敌人”［9］708。在拔高“大众”地位的同时，知识分子的改造任务也日益严峻：“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10］851，“文艺大众化”被进一步规范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语言”代替“现代普通话”成为知识分子必须学习和掌握的语言。文艺大众化的历史验证了鲁迅在1930年的判断：“大众化的文艺……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而彼时瞿秋白时期，左翼政治力量尚在发展当中，文艺大众化在鲁迅看来，不过是“文人的聊以自慰”［11］368。

瞿秋白的“消灭智识阶级”一说尚停留于话语层面，即要求知识分子“压缩、收窄个人表达的空间”［12］151，置身于“大众”话语，并未涉及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但“大众”只是一个承载着左翼人士“对未来历史的集体想象和虚构”的社会历史想象话语。真正的“大众”在社会现实中“沉默无声，远离文字，被搁置于文字／文学之社会文化功能的影响之外”的现实处境无法被正视，“而文学创作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已经被完全挡在视野之外”［12］145。上述鲁迅所提出的分别读者层问题也自然不在瞿秋白的视野之内。

尽管瞿秋白呼吁“消灭智识阶级”，但沉浸于虚拟的“大众”想象中的他还是遭遇了身份困境：在他的“文艺大众化”设想中，知识分子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一定要领导群众，使群众自己创造出革命的文艺。”［1］488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比大众高明，“革命的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1］463。回到翻译这个层面，“绝对的白话”也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困境：知识分子一面要向“大众”学习“绝对的白话”，一面要领导“大众”进行“言文一致”的文字革命。

后来，瞿秋白在遗书《多余的话》中剖析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困境——书生与政党领袖之间的分裂：“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十来年”，实为一个“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13］的书生。“书生”是瞿秋白临终前对自己身份的最终定位，此外，也提示了瞿秋白对革命理论的接收和处理方式。外部的理论只是没有实感的“名词”，意味着这些理论只是作为一种知识或学说外在于接收者，并没有经过接收者内化接纳和吸收继而成为其自身一部分，即“血肉化”。这种“血肉化”必定伴随着自我否定的悖论过程，一方面在坚持自我主体性基础上选择、吸收和转化外部理论；一方面以外部理论为参照，把自我对象化，形成一种对峙，继而发现自我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达到自我解剖乃至自我重造。这既是对外部知识理论进行生命体验式的理解，也是一种向内的理论运用方式。而瞿秋白“书生”式的运用方式往往是向外的：把理论当成“武器”猛烈地批判外部，却易忽略对内部的剖析。它同时也是一种纯粹理论崇拜的接收方式，极易把革命理论当作唯一真理，而掌握了革命理论就有了“真理在握”的自信，一种统领他人的权威感也就应然而生——这或是瞿秋白从书生变成领袖的其中一个内在原因。

就翻译而言，瞿秋白对“绝对的白话”的要求一方面与他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的身份有关——可以至上而下地要求作家应该怎么做。另一方面，“真理在握”的自信也使得他一下笔便充满了掷地有声、不容怀疑的雄辩。与之形成鲜明反照的，是瞿秋白本人在遗书中的自我剖析：“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13］25从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深切剖析中可见，“真理在握”只是自信的假象。缺乏“自我血肉化”机制的理论服膺决定了其介入历史是遵照“应该如此”的原教旨，而非历史性。这就使得瞿秋白在强调“绝对的白话”时抓住了语言文字发展“应该如此”的方向，却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出现了“左”倾的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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