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及治理基于精英与大众的关(3)

(二)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生成的现实根源分析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固然有网络技术发展的推波助澜以及网络空间治理的滞后性因素，但主要原因在于深刻的现实社会根源，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利益分配不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的同时，重构了以效率为先的利益分配新格局，社会利益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拥有权力、资本和知识资源的一部分人不断地追逐自身的利益，表现出利益的扩张性；少数人受“个人利益至上”等消极利益观的影响，甚至不惜违反法律、丧失道德、以侵犯他人利益为代价来获取不义之财。由此，他们逐步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和资源，成为在利益格局变迁中的主要受益者。而在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主要依靠劳动报酬所得的群体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成为利益相对受损的一方。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为例，2003～2012年，分别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参见杨文彦《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 较2015年有所上升》，

面对贫富不均的状况，尽管我国已采取了许多措施，但受利益藩篱等因素制约，旨在保持阶层间利益相对均衡的利益协调机制还不完善。例如，市场对利益调节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一些领域的垄断现象还持续存在，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被视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社会公平“调节器”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存在着城乡间、地区间和群体间的较大差距等。目前，并不完善的利益调节机制难以有效地调节社会的利益冲突，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趋于紧张化。网络民粹主义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大众对目前利益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要求公正、共享的利益主张。

2.社会结构失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的阶层格局逐步形成。一方面,精英阶层强势崛起。在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下，一部分社会成员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彼此间寻求利益联盟和利益互换，有较强的能力维护自身利益，属于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人等群体所支配的社会资源有限，个体影响力也较弱，在利益分配中处于弱势，构成了庞大的大众阶层，其中一些人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而沦落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例如下岗职工、无业人员、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阶层流动出现减弱乃至固化的趋势。精英阶层自我壁垒化、寡头化和身份世袭化现象增多，精英对大众的排斥效应阻塞了大众阶层向上流入的通道。例如，《2017福布斯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财富白皮书》提到：“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的财富的增长速度高于中国国民平均财富的增长速度，出现了‘强者愈强’现象。”*参见许婧《福布斯财富白皮书：中国中高端富裕人群2016年底达1261.08万人》，

3.阶层话语权不对等 话语权是指人们表达意见和诉求、并获得他人回应以发生实际效果的一种影响力。由于政治发展的滞后性，话语权在我国不同阶层间分配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精英阶层凭借其强势地位直接或间接地垄断了大部分的“话语权”，在现有的政治平台上展示自身的影响力，主导着政策走向。另一方面，大众话语权旁落。目前公众还缺乏有效的参与机制，政党利益整合的功能未充分发挥，党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完善，一些地方的党群关系比较紧张；公众意见被直接吸纳进公共决策过程的效果有限，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屡禁不止，基层干群矛盾突出；作为公众组织化参与机制之一的社会组织发育还不成熟，进行阶层间利益表达、整合和协调的能力较弱等。由于参与机制不畅，大众的话语权实际上被边缘化，话语表达或者被忽视、或者因形式化而难以取得成效。

在一定程度上，网络民粹主义的泛滥是现实社会中大众阶层因话语权式微、维权艰难而将其诉求诉诸于网络空间的结果。由于对现实途径解决问题的效果不满，部分公众转向互联网，进行民粹主义式的演绎，塑造众声喧哗的效应，通过“话语权斗争”进行阶层话语权的重新分配，试图在对政府或当事者施压的过程中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

4.社会心理冲突较为严重 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社会成员对社会现象的普遍看法、情绪、心态等的综合体现。不同的经济地位、政治权利和知识水平等因素决定了阶层间会形成社会心理的差异和冲突。社会心理冲突构成了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社会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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