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众文化将往何处去(4)

若结合现实事件，这个问题就会看得很清楚。2014年11月26日，银川市某中学初一年级12岁学生唐某跳楼身亡，一时间微信议论纷纷，直到28日该“坠亡事件”调查组公布结果，观点终因转向有利于学校、有利于教师一方才停止。紧接着一年前《人民日报》发表的《教育改革从家长教育开始》一文，遂被好心的网友转出来，好像这文章原是提前为银川中学生坠亡事件而写，好像早就知道人们的议论，最终必然要追究到家长，否则，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巧合。千回百转的调查，曲里拐弯的逻辑结构，结论竟然如此之简单——家长终于成了整个教育问题的制造者和肇事者。微信上压倒性的声音当然也多是教师的议论，“不是保姆”“不是演员”、“不是医生”“不是保安”“不是一切责任的机器”等的确也是教师的真实处境。即便如此，教师无力负全责，并不等于学生的真实处境就必然自外于教师、自外于教育机制或者自外于大的社会环境吧！

引进这一实例，想说明的是，无论是大众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现实事件的处理结果，悲剧的承受者不大可能是话语的发布者和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也不可能是具有话语领导权和价值认定资质的机构或部门。吊诡的是，它们却往往以代言执行阶层为能事，以“同情者”姿态发布最终的裁定。经过层层转移和假借，公共道德伦理的破坏者摇身一变竟成了本来该道德话语同情的对象，悲剧的真正承受者也就只能以闹剧身份被迫收场。《致青春》中伤感青春的承受者本不该承受的悲伤，被导演巧妙编织的台词“你不要怪他，因为他的善良才伤害了我们俩，这是我的第一次”轻轻转移到情感的受害者身上来了；电影《爸爸我们去哪儿》和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了”，在缺席的父亲教育前提下，一切问题逻辑地推向了封闭的小家庭。这进一步表明，家庭伦理、亲情、感情，高一点再加上传统文化中源自宗法文化模式的具体伦理道德方式方法，似乎均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

情况真是这样吗？一个12岁的孩子在纵身一跃之前，默默承受老师的侮辱后留给父母所谓“不能说出口”的遗言，教师自然不能负全责，但学校教育的等级化、功利化是不是也不能追究呢？这是不是也是导致教师做事极端的一个直接原因呢？影视剧或电视节目中的青春伤怀、官二代富二代生活中普遍的无能现状，究竟多大程度能代表一般家庭的无助和困境呢？

无论什么时候，个体都需要买道德伦理后果的单，但是一个常识性道理我们也有必要明白，即具体的情感危机、道德伦理危机，其根源必然与经济主义、发展主义价值机制导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文化价值观念上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突出的偏差，其实无不与宏观的社会机制错位有关。至于季风般兴起的集体无意识思潮，比如从传统文化变异来的家庭伦理，从家庭伦理又变异来的“有所不为”而为的个体后果——个体问题只能由个体负责的结论，则更为可怕，因为它们都忽略了建设和完善现代社会秩序这样一个前提条件。法社会的建立，文化现代性价值机制的确立，不但可以解决责任推诿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在传统文化与消费主义之间铺路搭桥，释解所谓外部世界的意义在坍塌，只能到家庭当中去寻找人生价值的非此即彼的精神彷徨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XXX去哪儿了”式反思或追问，才能转换成一个有效的命题。否则，类似的句式，比如信任去哪儿了、公平正义去哪儿了、原则去哪儿了、底线去哪儿了……即便像藤蔓上繁殖的葡萄一样多，其结果也很可能变成“葡萄胎”，免不了流产的命运。谁的责任由谁来负，这本该是法治社会常理，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大众文艺作品中，却仍然被远远地支开了，更有甚者还主张回到人言言殊的宗法文化模式里去，或回到传统文化中的“安逸”“诗意”等封闭的自我陶醉中去，的确应该引起广泛的深思。

现在，我们可以揭开“去哪儿”的那个“那儿”的谜底了。2015年热播的电影《港囧》《夏洛特烦恼》，也许内含着无数个体、无数趣味在里面，但我则认为，就其价值判断来说，是承接编织者对先前，特别是对2014年大众文化未解之问题而来的，那便是那个“那儿”的谜底。

前面已经提到，如许“哪儿”，表明的实质是大众文化的代表者、代言者对自我判断、自我把握的不自信。正因为不自信，“去哪儿”便成了地地道道的投石问路。这下好了，2015年的这两部电影虽不是同一班人所为，但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安全消费”系数夯得更实一点，再不行也完全可以接着去年的“余味”大捞一把。这便是这两部电影为什么都要把个体的社会生活完全删掉，视点紧紧封锁在一个人的内心遭遇的原因,因为不这样，“那儿”便不够清晰。不清晰，对于商业电影来说，便意味着对观众的背叛，对票房的蔑视，更可怕的还在于，意味着对市场估计的偏离——有意给市场留下空间，无疑是对自我地盘的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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