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2)

从1928年到抗战爆发，“工农民众”为“工农大众”所取代。与“国民”用语类似的是，此时的“大众”用语也主要是自日本“旅行”而来，并被赋予“左翼”的“阶级”语义。可以说，20世纪有中国特色的以“阶级”为中心的“大众”话语至此正式生成。在这当中，“工农大众”话语又有“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区分，即“大众”话语从“化大众”向“大众化”流动，相应地言说者也从以知识分子为主转移到以革命领袖为主。这一时期的“大众”话语指向首先是要把知识分子“化”到“工农”之中。

自抗战爆发到建国，“工农兵”成为“大众”话语的主体。由于言说语境从“民主革命”转向“民族救亡”，“兵”逐渐成为独立的概念进入大众话语。同时，革命领袖也取代了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大众”话语的言说者，“工农兵”话语遂成为此后直至1970年代末“大众”话语的主线。当然，这段时期的“大众”言说并非铁板一块，也存在着局部的“量变”。比如从建国初到1970年代末的“大众”话语虽然延续了“工农兵”言说，但是由于言说语境由“革命”转换到“建设”，“工农兵”大众用语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民群众”所取代，最明显的是“兵”再次从“大众”话语中游离出来，“人民群众”成为话语主体。

到了1990年代初期，“大众”概念基本上消解了前此“阶级”的涵义，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带有消费色彩的文化概念。这个概念与西方知识谱系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概念颇为类似，即都是把“大众”视为缺乏辨识力的被动的受众。不过在1990年代中后期当代“大众”又一次出现话语转向，即不再把“大众”视为“文化工业”的消极接受者，而是视作具有主体性、能动性的受众，甚至认为他们对文化专制具有积极的消解作用。当然，此时的“大众”言说也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存在(这其实也是各个时期“大众”话语言说的普遍现象，即大致以某种言说为主，而兼及其他“支流”话语)，对待“大众”的态度有批判、有肯定，同时也有理性的反思。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的引入，对“大众”的认识也更加学理化，也就是把“大众”视为一种分类方式或言说方式。这一话语模式主要受到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影响。威廉斯认为“大众”(Masses)只是一种“看的方式”：There are in fact no masses;there are only ways of seeing people as masses.[2](P319)(事实上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们看作大众的方式。)这种“文化分析”式的“大众”观不是把“大众”视为固定不变的文化群体，而是一种随着语境的变换而发生变化的概念，即一种流动的概念。同时，“文化分析”式的理论视角很好地避免了将“大众”作好与坏、高与低等简单的二元逻辑划分，代之而起的是从意义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大众。

(二)“大众”概念流变的话语逻辑

自近代以来，“大众”语词的使用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90年代以后这两个时期，其他时期所使用的语词主要是“国民”、“民众”、“庶民”、“平民”、“群众”等。为了有一个可以大致统一的表述，本文把这些类同性的术语均归入“大众”概念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之中。这个“语义场”就是作为总体语的“大众”概念范畴而言的，而在整个20世纪“大众”话语言说过程中，其又不断衍生出不同的“子场”，这些“子场”内部也会包含更小的“子场”。这里可以用一个表格直观地说明他们之间的包含关系。

中国“大众”语义场国民民众“工农”大众“工农兵”大众人民群众消费大众

当然，由于近代以来“大众”概念流变的缓慢性、使用上的随意性和随机性等，加上不同“语义场”的存在，使得概念词的流变会呈现出总体清晰、局部混乱或模糊的状态。比如“大众”这个词语的使用自古就有，到了近代也频繁出现在各种书写之中，但根据现有资料看，作为革命话语时代的“大众”概念，其正式出现的较为确凿的时间应该在1928年前后，但“大众”的子概念在近代的不同时期又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表述，以此形成一种演变的趋势。

实际上，概念演变的首要标志是其“物质外壳”的变化，即负载概念的形式——语词的变换。比如从“国民”到“民众”的更替，代表概念的词语发生了变化，概念的含义当然也就有所不同。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许多情况下概念及其含义的变化又都是交叉进行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大众”概念的演变虽然从大的脉络来看会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但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地展现给我们，它们往往是交叉使用的，比如在同一时期也会出现时而“大众”、时而“民众”、时而“群众”等用语情形。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概念流变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一个概念可能由一个以上的词语或术语来表示”[3](P3)。

文章来源：《大众文艺》 网址: http://www.dzwyzz.cn/qikandaodu/2020/0713/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