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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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illiams and Society—1780—1950[M].New York: Anchor Books,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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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一兵.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J].文学评论,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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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eteet. Julie. Words as Interventions：Naming in the Palestine-Israel conflict[J].Third World Quaterly，2005，(1).

[13][德]瓦尔特·本雅明. 陈永国,等,译.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4]范玉刚.“大众”概念的流动性与大众文化语义的悖论性[J].人文杂志,2011,(1).

一、引言近代以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大众”这一概念在经历了“启蒙现代性”的蜕变和以“阶级”为内核的话语整合，最终演变成为当下文化视野下以“消费”为特质的“大众”。这个曾经表征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指示器”的概念，在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建构和重构之后，其概念所指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们依然使用“大众”这一称呼，但当下以“消费”为语义内核的“大众”与中国近代以来以“阶级”为主要分类标准的“大众”(如人民大众)截然不同。而造成“大众”语义演变的动力主要源自不同的言说语境，比如在“革命”话语时代，“大众”被视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而在当代的“消费”语境中“大众”则成为消费的主体。具体而言，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以“革命、“阶级”等为语义内核的“人民大众”，把“大众”视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坚守“精英”立场的知识分子以“人道主义”消解“阶级论”的方式，倡导具有普遍人性的“大众”；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人文知识分子深感这种以“消费”为中心的“大众”，与自己的审美、启蒙追求背道而驰，于是针对“消费大众”的批判话语开始生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大众”批判话语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继续坚持其一贯的批判姿态，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保持一种相对“中性”的立场，即对“消费大众”进行理性反思；在21世纪初前后，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的介入，对待当代“大众”又有了新的认识，诸如“中心”、“边缘”、“斗争场域”等概念被引入到针对当代“大众”的言说之中。与中国的“大众”不同，在西方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大众”理论体系中，“大众”概念主要对应着两个英文词：Popular和the Masses。这两个词分别与西方话语中“大众”的两种不同理论脉络相关，即通常把Popular视为有主体性、主动性的大众；the Masses则更多与消极的、无主体性的大众相对应。然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广泛地被作为修辞限定语与其他语词组合成新的概念，如大众媒介、大众消费等。但问题在于，在当下语境下把“大众”的复杂“所指”都归结在一个概念里，又以西方话语作为参照系，这就势必会造成对“大众”概念的使用和理解的混乱。有鉴于此，本文将针对“大众”概念的语义进行梳理，以期解决“大众”概念使用的混乱问题。二、中国“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近代以来，中国“大众”知识谱系从“臣民”的现代性转型开始，经历了国民、民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等几个大致不同的阶段。中国“大众”经过现代性的语义转换与革命、阶级等话语的洗礼，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大众”知识谱系。不过，中国“大众”概念流变到当代，其语义内涵开始展现出向西方话语靠拢的趋势。(一)中国“大众”概念的流变首先是“臣民”向“国民”的转化。中国历史发展到晚清，政权统治摇摇欲坠，西方启蒙思想的催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所形成的历史“合力”，使得“君—臣”模式的“臣民”逐渐转化为具有“民主”内涵的现代“民”。一批早年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从日本这个“中介地”引进了具有启蒙色彩的“国民”概念。可见，“‘国民’本质上是一个日语借词”[1](P102)。与传统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力”的“臣民”相比，这种从日本“旅行”而来的现代“国民”则是“权力”和“义务”兼而有之。具体来看，在“国民”话语言说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国民”言说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国民”言述。他们都大致认同“民”为“国”之“民”，所不同的是“革命派”的“国民”言说的根本前提是把“民”建基于以“三民”、“共和”为核心语义的“国”之上，而不是“维新派”所倡导的、在保持晚清帝国政权前提下的“国民”言说。很显然，“革命派”的“国民”言说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向，最突出的一点是它顺应了中华民族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时代潮流，以至于“维新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后来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逐渐向“革命”的“国民”话语靠拢。到了“五四”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联“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呼吁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民众”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从而奠定了以“左翼”话语来整合“大众”概念的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农民众”话语可以视为“工农大众”话语生成的过渡性言说，因为这两种话语言说都以“工农”为话语主体，且以“阶级”为群体分类的标准。不同的是，从“国民”到“工农民众”话语的流变，以“工农”作为话语主体经历了缓慢的演绎过程，大致是城市青年→工人→农民，“民众”队伍呈现渐次增大的趋势；而从“工农民众”演绎为“工农大众”，其话语主体大致都指向工人、农民等社会群体。从1928年到抗战爆发，“工农民众”为“工农大众”所取代。与“国民”用语类似的是，此时的“大众”用语也主要是自日本“旅行”而来，并被赋予“左翼”的“阶级”语义。可以说，20世纪有中国特色的以“阶级”为中心的“大众”话语至此正式生成。在这当中，“工农大众”话语又有“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区分，即“大众”话语从“化大众”向“大众化”流动，相应地言说者也从以知识分子为主转移到以革命领袖为主。这一时期的“大众”话语指向首先是要把知识分子“化”到“工农”之中。自抗战爆发到建国，“工农兵”成为“大众”话语的主体。由于言说语境从“民主革命”转向“民族救亡”，“兵”逐渐成为独立的概念进入大众话语。同时，革命领袖也取代了知识分子成为新的“大众”话语的言说者，“工农兵”话语遂成为此后直至1970年代末“大众”话语的主线。当然，这段时期的“大众”言说并非铁板一块，也存在着局部的“量变”。比如从建国初到1970年代末的“大众”话语虽然延续了“工农兵”言说，但是由于言说语境由“革命”转换到“建设”，“工农兵”大众用语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民群众”所取代，最明显的是“兵”再次从“大众”话语中游离出来，“人民群众”成为话语主体。到了1990年代初期，“大众”概念基本上消解了前此“阶级”的涵义，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带有消费色彩的文化概念。这个概念与西方知识谱系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概念颇为类似，即都是把“大众”视为缺乏辨识力的被动的受众。不过在1990年代中后期当代“大众”又一次出现话语转向，即不再把“大众”视为“文化工业”的消极接受者，而是视作具有主体性、能动性的受众，甚至认为他们对文化专制具有积极的消解作用。当然，此时的“大众”言说也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存在(这其实也是各个时期“大众”话语言说的普遍现象，即大致以某种言说为主，而兼及其他“支流”话语)，对待“大众”的态度有批判、有肯定，同时也有理性的反思。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的引入，对“大众”的认识也更加学理化，也就是把“大众”视为一种分类方式或言说方式。这一话语模式主要受到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的影响。威廉斯认为“大众”(Masses)只是一种“看的方式”：There are in fact no masses;there are only ways of seeing people as masses.[2](P319)(事实上没有大众，有的只是把人们看作大众的方式。)这种“文化分析”式的“大众”观不是把“大众”视为固定不变的文化群体，而是一种随着语境的变换而发生变化的概念，即一种流动的概念。同时，“文化分析”式的理论视角很好地避免了将“大众”作好与坏、高与低等简单的二元逻辑划分，代之而起的是从意义生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大众。(二)“大众”概念流变的话语逻辑自近代以来，“大众”语词的使用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90年代以后这两个时期，其他时期所使用的语词主要是“国民”、“民众”、“庶民”、“平民”、“群众”等。为了有一个可以大致统一的表述，本文把这些类同性的术语均归入“大众”概念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之中。这个“语义场”就是作为总体语的“大众”概念范畴而言的，而在整个20世纪“大众”话语言说过程中，其又不断衍生出不同的“子场”，这些“子场”内部也会包含更小的“子场”。这里可以用一个表格直观地说明他们之间的包含关系。中国“大众”语义场国民民众“工农”大众“工农兵”大众人民群众消费大众当然，由于近代以来“大众”概念流变的缓慢性、使用上的随意性和随机性等，加上不同“语义场”的存在，使得概念词的流变会呈现出总体清晰、局部混乱或模糊的状态。比如“大众”这个词语的使用自古就有，到了近代也频繁出现在各种书写之中，但根据现有资料看，作为革命话语时代的“大众”概念，其正式出现的较为确凿的时间应该在1928年前后，但“大众”的子概念在近代的不同时期又有其他一些不同的表述，以此形成一种演变的趋势。实际上，概念演变的首要标志是其“物质外壳”的变化，即负载概念的形式——语词的变换。比如从“国民”到“民众”的更替，代表概念的词语发生了变化，概念的含义当然也就有所不同。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在许多情况下概念及其含义的变化又都是交叉进行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大众”概念的演变虽然从大的脉络来看会有一条清晰的线索，但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地展现给我们，它们往往是交叉使用的，比如在同一时期也会出现时而“大众”、时而“民众”、时而“群众”等用语情形。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概念流变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一个概念可能由一个以上的词语或术语来表示”[3](P3)。此外，单从概念的流变来看，我们也可以把概念与其含义的交叉变化视为概念的“延异”运动，即概念的延迟和差异现象，它是“事物的真正存在方式”[4](P38)。比如20世纪20年代在从“国民”到“民众”转变过程中，还有个过渡性概念——“平民”，并且尽管整个20世纪20年代以“民众”概念为主，但是“五四”运动初期的“民众”还不具备“阶级”的语义，后期才引入“阶级”的语义。另外，尽管“大众”在不同时期的子概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但作为概念指示器的语词却保持相对稳定。像“大众”用语较为集中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使用同一个词——大众，但其概念内涵有一个从“工农”大众向“工农兵”大众、“化大众”到“大众化”发生流变的缓慢过程。这样一来，在考察“大众”概念流变的时候，不仅需要考察概念用语的变换，更重要的是在已经变化的历史语境中窥探概念内涵的细微差异。比如1949年以后“大众”仍然包含着“工农兵”群体，但是“兵”的比例越来越少，相比之下“工农”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这当然与建国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从“革命”向“建设”的目标转换有关。可以说，“大众”的言说与相应历史时期的特殊语境息息相关，离开了这个语境，“大众”概念的内涵便无从谈起。再者，“大众”概念的转换还涉及言说者身份的变换。实际上，民国初期操控话语权的大多是留日归来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把在日本所接受的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与中国传统的“臣民”进行整合，从而制造出了具有现代启蒙气息的“民”、“新民”、“庶民”、“民众”等现代性“大众”概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名副其实的“大众”正式登场，这不仅体现在“大众”用语的广泛使用，而且表现在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农”也被整合到“大众”之中。此时握有话语权的普通知识分子在进行启蒙式“化大众”言说的同时，又处在被时代话语“大众化”的趋势之中。而由于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没能在思想深处意识到“大众化”的必要性，这就使得后来以延安“讲话”为中心的“大众化”讨论成为历史的必然。此后，随着“工农大众”话语构建成型，知识分子也逐渐作为言说对象被整合到“大众”的阵营之中，作为被“大众化”的知识分子，其身份逐渐由言说者向言说对象转换。“大众”话语的流变不仅涉及言说者身份的变化，也与整个历史的潜在冲动密切相关。这个带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潜在冲动”，在言说者背后形成的时代话语“规定”了“大众”话语的言说方式。换句话说，不仅仅是诸如知识分子、革命领袖在言说“大众”，而且也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5](P137)。这正如福柯所说，在这种情形下“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6](P120)因为在福柯看来，一切由言说者在“发动和操持的言说和写作中，其实都是某种外部看不见的话语塑形方式在制约着作者”[5](P137)。可见，20世纪“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既是充当时代代言人的言说主体言说的结果，同时也是更大的时代话语(比如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革命”、“救亡”等时代话语)在言说那些“言说者”的结果，即“言说者”也被时代话语所“言说”。三、“大众”语义的中西比较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的“大众”话语大量移用了源自西方的“大众”理论，对“大众”进行新的整合。但由此带来了“大众”概念的混用、概念与实际脱节等问题。如果站在一个与中国有所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或许能更清晰地透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基于此，对中国当代“大众”概念的考察，有必要采取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即在中国“大众”与西方“大众”之间建立对比关系。总体而言，20世纪中国“大众”话语形成了由国民、“工农”民众、“工农”大众、“工农兵”大众、“工农”群众，直到当代“消费”语境中的“大众”这样一条流变轨迹。也可以说中国“大众”走过了一条现代性从发生到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概念的语义场中分别出现了现代性、阶级和文化等语义。具体地说，从“臣民”到“国民”属于中国“大众”话语的现代性的萌芽期；从“五四”开始受“共产话语”影响的革命理论家开始构建具有浓厚“阶级”色彩的“工农民众”话语，这种以“阶级”为中心的“大众”话语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概念。可以说，中国的“大众”可称为“阶级大众”。对此，韩少功在《哪一种“大众”》一文中指出：在工业消费社会之前，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是指贵族。人们作出这种区分，实使用的是经济尺度，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的尺度，把人群划分为“大众”与“精英”两个类别，大为异趣。[7](P5)而在以“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大众”一词一般都是用“Popular”和“the Masses”分别来表示。但是在中国语境中理解与翻译这两个词时，又往往仅使用一个汉语词汇“大众”来表示，由此便造成了理论上与理解上的含混。实际上，西方“大众”话语谱系可追溯到英国以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那里，他们以“the Masses”为核心将大众视为没有文化辨识力的“庸众”。在这种持“精英”立场的“大众”话语体系中，“大众”言说大多遵循的是“文化”的逻辑，可称之为“文化大众”；而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则以“生活方式”的文化视角建构起“Popular”大众观：“大众”是文化的接受者，他们承认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但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主流意识，而是有所思考以及携有某种程度的抵抗，只是大众的“抵制行为被权力所包容，并且没有构成威胁”[8](P53)。进一步说，西方的“the Masses”概念一般是从文化上对“大众”进行归类，指的是低级的文化群体，进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种言说旨在作为高级文化的一种防御型话语，因而往往会有意识地取消阶级的划分标准，像“利维斯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大致都是如此。而“Popular”一般可以译成“民众”、“通俗”等，它有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时又成为一个正面的概念。这个概念中尽管在初期也包含有阶级(民众)的意识(因为源自左翼话语)，但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无阶级意识”的普遍盛行，“Popular”这一概念更多地偏于“通俗”的含义[9](P281～289)，因此也属于一种文化上的界定。可见，西方的“大众”既是被不断建构的一种文化概念，同时也对应着现实中的特定人群，继而形成了带有西方特色的文化意义上的“大众”概念。这样一来，由于中国和西方话语语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分类标准的不同，继而生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大众”概念。(如图1所示)图1 两种不同的“大众”概念当然，无论是“阶级”还是“文化”的划分标准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它们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概念。实际上，在英国的文化研究领域，后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伊格尔顿等人虽然主要倡导“文化”标准，但有时也强调“阶级”的标准，用以反对利维斯主义。而中国以“阶级”为分类标准的“大众”言说则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至80年代，以“工农”大众为言说对象的时期。同时，由于中国的“大众”生成于20世纪的“革命”话语实践之中，这也使得中国的“大众”是一个高度“政治化”、“革命化”的概念。此外，西方“大众”理论大致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如Msss和Popular这两条有所区别的“大众”理论；中国“大众”理论基本上是单线演进的，可以说中国的“大众”始终是一个正面的用语，是一个被看作“积极的主体”。四、大众概念的语义辨析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大众”概念大致指的是“多数人”。然而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大众”概念的语义又差别较大。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里对于中国“大众”概念从古至今的内涵演变作了简单地梳理，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近代前期以及古代的“大众”概念演变史[10](P1～81)；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常被人引用的关于“大众”(包括Masses和Popular)的疏解，则可视为西方语境下的“大众”概念的变迁史。[9](P281～289)从中国的“大众”话语实践来看，“大众”概念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相继出现的“国民”、“民众”、“大众”(分述式的)等概念可视为“大众”总概念的“分述语”。也就是说，如果将“大众”作为一个不变的总体性概念，那么随着历史场景的变化，则相继出现了一些有所变化的“子概念”。而且“大众”在特定的阶段也是一个子概念，如1930年的“大众化”讨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消费大众”等期间所指的都是作为子概念的“大众”。进一步说，作为“总体语”的“大众”概念包含近代以来诸如“民”、“新民”、“民众”、“群众”等“分述语”，那么，本论文的“大众”概念研究就是基于这些分述性的词语、术语的分析，因为“‘概念’无非是那些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词语’”[11](P77)。而作为“分述语”的“大众”只是“大众”概念语义场中的一个分述语，这个“大众”的内涵大致相当于“人数众多的底层人群”。我们之所以选择“大众”作为这一概念的“总体语”，主要是因为这个用语在当代学术中使用得最为广泛。同时，这种“总体语”与“分述语”的区分也凸显了“大众”概念的“实然”之外的“运动性”[11](P81)，而不是简单地把“大众”定义为“是什么”(what is)。大致说来，近代以来的“大众”概念首先是把“大众”视为一个现实的实体。当然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形，一是历史言说，即把“大众”看作社会的实有群体，比如“工农兵”大众，以及政治领袖在每次历史转折时期给“人民大众”的不同划分；另一种“大众”概念则主要是学术性言说，这多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然，研究者也多将“大众”看作现实的实体进行考察，比如把媒体时代的消费大众指认为是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人，以及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中产阶级等。不过，在承认“大众”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的前提下，本文也更愿意把“大众”作为一个“话语实践”的概念。因为“大众”概念也是一种命名，而“命名总是指向行动的，它是话语权力中的核心元素。它既可以激活行动，又为行动提供合法性，让行动客观化，同时确保权力主体不断生产和复制知识话语”[12](P156)。我们甚至可以说“大众”概念的演变也是那个特定的群体不断被命名的结果，因为“人类通过命名所有其他事物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存在”[13](P277)。于是，“大众”概念的这种“流动性”注定了其边界与内涵的含混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众，其所指是很不确切的，如从“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来言说“大众”。可见，“‘大众’不是一个始源的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语境中生成与流动的不确定的概念”[14](P108)，因为“一个词看上去只是在指称事物之‘实然’，但实际上，它同时还在表达一种‘应然’”[11](P81)。而推动“大众”概念“流动”的动力很少来自其内部，其主要动力来自概念外部的“话语场”。近代以来，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驱使着“大众”概念总是处于“延异”状态之中。在这个被视为“斗争”的场域里，“一个被视为是一种语言或认知结构的‘概念’具有极少的内在动力：‘它并不移动，它只是被移动’(it does not move,it is moved)”[11](P83)。因而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大众”就是以“处于底层的人数众多的群体”为意涵内核的概念，同时也是这种概念“延异”运动的综合体。五、结语中国的“大众”话语流变到当代，其在“革命”话语时代所生成的“阶级”性语义逐渐消失，人们开始以“文化”为标准，把社会上的文化现象划分成“大众文化”以及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当然还有主流文化等。因而当代的“大众”主要是以“文化”为标准进行分类的，与之相对应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大众”，则可视为带有“阶级”色彩的工农“大众”，只是这种“工农”大众概念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意义的断裂，即“大众”概念中作为社会变革主力军的意义所指渐次淡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众”进一步发生自我“蜕变”，成为商业文化中的“消费大众”。很显然，当代的“大众”正逐渐朝向西方“大众”语义靠拢，从而形成了中西之间“大众”话语逐渐趋同的现象，这也提醒我们须将西方的“大众”理论作为中国当代“大众”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具体来说，当代“大众”话语的流变首先是从“革命大众”向“消费大众”转变，这引起了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消费大众”的批判，并形成了批判式的“大众”言说模式。而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另一批知识分子则从较为积极、肯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大众”。大约在2000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的引入，“文化批判”式的“大众”言说进一步受到冲击，人们始而把“大众”视为一种“斗争的场域”，认为“大众”具有一定的反抗性与辨识力。可见，“大众”话语的这种转变除了受到中国当代社会语境影响之外，在理论上更多地“移植”了霍尔、费斯克等人的积极“受众”理论，即一种新的界定“大众”的方式。总的说来，当代“大众”的言说者大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也处于变动之中，这表现在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二分化、多元化的价值与理论视角取向，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境遇的变化，不同的言说群体也在进行新的聚分、集合，使得当代“大众”言说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中西“大众”都是将所言说的群体放在一个大约共指的范围内，体现出一种含义上的不断变化与延宕的特征；其次，中国和西方“大众”理论的差异，导源于两个不同的话语言说系统。在西方，“大众”话语从一开始便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而言的，这个危机是由19世纪以来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然而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尚未步入现代性的正轨，因此有一个改造传统等级制的客观历史需求。换句话说，一个出于应对现代性已产生的危机，一个则是基于走向现代性的诉求，这也决定了自近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众”话语的变化会与现代性动员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参考文献：[1]董炳月.“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2]Williams and Society—1780—1950[M].New York: Anchor Books,1960.[3][英]梅尔文·里克特.张 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美]B.斯韦曼. 王光荣,译.后现代主义、德里达和延异[J].世界哲学,2000，(3).[5]张一兵.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J].文学评论,2015，(4).[6]Foucault Foucaul Reader 1926—1984[M].New York: Penguin,1991.[7]韩少功.哪一种“大众” [J].读书，1997，(2).[8][英]诺曼·费尔克拉夫.殷晓蓉,译.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3.[9][英]雷蒙·威廉斯. 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北京：三联书店,2005.[10]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 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Pet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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