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3)

此外，单从概念的流变来看，我们也可以把概念与其含义的交叉变化视为概念的“延异”运动，即概念的延迟和差异现象，它是“事物的真正存在方式”[4](P38)。比如20世纪20年代在从“国民”到“民众”转变过程中，还有个过渡性概念——“平民”，并且尽管整个20世纪20年代以“民众”概念为主，但是“五四”运动初期的“民众”还不具备“阶级”的语义，后期才引入“阶级”的语义。另外，尽管“大众”在不同时期的子概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但作为概念指示器的语词却保持相对稳定。像“大众”用语较为集中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使用同一个词——大众，但其概念内涵有一个从“工农”大众向“工农兵”大众、“化大众”到“大众化”发生流变的缓慢过程。

这样一来，在考察“大众”概念流变的时候，不仅需要考察概念用语的变换，更重要的是在已经变化的历史语境中窥探概念内涵的细微差异。比如1949年以后“大众”仍然包含着“工农兵”群体，但是“兵”的比例越来越少，相比之下“工农”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这当然与建国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从“革命”向“建设”的目标转换有关。可以说，“大众”的言说与相应历史时期的特殊语境息息相关，离开了这个语境，“大众”概念的内涵便无从谈起。

再者，“大众”概念的转换还涉及言说者身份的变换。实际上，民国初期操控话语权的大多是留日归来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把在日本所接受的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与中国传统的“臣民”进行整合，从而制造出了具有现代启蒙气息的“民”、“新民”、“庶民”、“民众”等现代性“大众”概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名副其实的“大众”正式登场，这不仅体现在“大众”用语的广泛使用，而且表现在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农”也被整合到“大众”之中。此时握有话语权的普通知识分子在进行启蒙式“化大众”言说的同时，又处在被时代话语“大众化”的趋势之中。而由于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没能在思想深处意识到“大众化”的必要性，这就使得后来以延安“讲话”为中心的“大众化”讨论成为历史的必然。此后，随着“工农大众”话语构建成型，知识分子也逐渐作为言说对象被整合到“大众”的阵营之中，作为被“大众化”的知识分子，其身份逐渐由言说者向言说对象转换。

“大众”话语的流变不仅涉及言说者身份的变化，也与整个历史的潜在冲动密切相关。这个带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潜在冲动”，在言说者背后形成的时代话语“规定”了“大众”话语的言说方式。换句话说，不仅仅是诸如知识分子、革命领袖在言说“大众”，而且也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5](P137)。这正如福柯所说，在这种情形下“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6](P120)因为在福柯看来，一切由言说者在“发动和操持的言说和写作中，其实都是某种外部看不见的话语塑形方式在制约着作者”[5](P137)。可见，20世纪“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既是充当时代代言人的言说主体言说的结果，同时也是更大的时代话语(比如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革命”、“救亡”等时代话语)在言说那些“言说者”的结果，即“言说者”也被时代话语所“言说”。

三、“大众”语义的中西比较

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的“大众”话语大量移用了源自西方的“大众”理论，对“大众”进行新的整合。但由此带来了“大众”概念的混用、概念与实际脱节等问题。如果站在一个与中国有所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或许能更清晰地透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基于此，对中国当代“大众”概念的考察，有必要采取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即在中国“大众”与西方“大众”之间建立对比关系。

总体而言，20世纪中国“大众”话语形成了由国民、“工农”民众、“工农”大众、“工农兵”大众、“工农”群众，直到当代“消费”语境中的“大众”这样一条流变轨迹。也可以说中国“大众”走过了一条现代性从发生到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众”概念的语义场中分别出现了现代性、阶级和文化等语义。

具体地说，从“臣民”到“国民”属于中国“大众”话语的现代性的萌芽期；从“五四”开始受“共产话语”影响的革命理论家开始构建具有浓厚“阶级”色彩的“工农民众”话语，这种以“阶级”为中心的“大众”话语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概念。可以说，中国的“大众”可称为“阶级大众”。对此，韩少功在《哪一种“大众”》一文中指出：在工业消费社会之前，与大众相区别甚至相对立的小众是指贵族。人们作出这种区分，实使用的是经济尺度，是阶级分析方法。这与后来人们转用文化的尺度，把人群划分为“大众”与“精英”两个类别，大为异趣。[7](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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