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5)

大致说来，近代以来的“大众”概念首先是把“大众”视为一个现实的实体。当然这里面又有两种情形，一是历史言说，即把“大众”看作社会的实有群体，比如“工农兵”大众，以及政治领袖在每次历史转折时期给“人民大众”的不同划分；另一种“大众”概念则主要是学术性言说，这多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当然，研究者也多将“大众”看作现实的实体进行考察，比如把媒体时代的消费大众指认为是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青年人，以及有一定经济地位的中产阶级等。不过，在承认“大众”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的前提下，本文也更愿意把“大众”作为一个“话语实践”的概念。因为“大众”概念也是一种命名，而“命名总是指向行动的，它是话语权力中的核心元素。它既可以激活行动，又为行动提供合法性，让行动客观化，同时确保权力主体不断生产和复制知识话语”[12](P156)。我们甚至可以说“大众”概念的演变也是那个特定的群体不断被命名的结果，因为“人类通过命名所有其他事物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存在”[13](P277)。于是，“大众”概念的这种“流动性”注定了其边界与内涵的含混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众，其所指是很不确切的，如从“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来言说“大众”。

可见，“‘大众’不是一个始源的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语境中生成与流动的不确定的概念”[14](P108)，因为“一个词看上去只是在指称事物之‘实然’，但实际上，它同时还在表达一种‘应然’”[11](P81)。而推动“大众”概念“流动”的动力很少来自其内部，其主要动力来自概念外部的“话语场”。近代以来，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驱使着“大众”概念总是处于“延异”状态之中。在这个被视为“斗争”的场域里，“一个被视为是一种语言或认知结构的‘概念’具有极少的内在动力：‘它并不移动，它只是被移动’(it does not move,it is moved)”[11](P83)。因而可以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大众”就是以“处于底层的人数众多的群体”为意涵内核的概念，同时也是这种概念“延异”运动的综合体。

五、结语

中国的“大众”话语流变到当代，其在“革命”话语时代所生成的“阶级”性语义逐渐消失，人们开始以“文化”为标准，把社会上的文化现象划分成“大众文化”以及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当然还有主流文化等。因而当代的“大众”主要是以“文化”为标准进行分类的，与之相对应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大众”，则可视为带有“阶级”色彩的工农“大众”，只是这种“工农”大众概念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意义的断裂，即“大众”概念中作为社会变革主力军的意义所指渐次淡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众”进一步发生自我“蜕变”，成为商业文化中的“消费大众”。很显然，当代的“大众”正逐渐朝向西方“大众”语义靠拢，从而形成了中西之间“大众”话语逐渐趋同的现象，这也提醒我们须将西方的“大众”理论作为中国当代“大众”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具体来说，当代“大众”话语的流变首先是从“革命大众”向“消费大众”转变，这引起了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对“消费大众”的批判，并形成了批判式的“大众”言说模式。而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另一批知识分子则从较为积极、肯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代“大众”。大约在2000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视角的引入，“文化批判”式的“大众”言说进一步受到冲击，人们始而把“大众”视为一种“斗争的场域”，认为“大众”具有一定的反抗性与辨识力。可见，“大众”话语的这种转变除了受到中国当代社会语境影响之外，在理论上更多地“移植”了霍尔、费斯克等人的积极“受众”理论，即一种新的界定“大众”的方式。总的说来，当代“大众”的言说者大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也处于变动之中，这表现在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二分化、多元化的价值与理论视角取向，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境遇的变化，不同的言说群体也在进行新的聚分、集合，使得当代“大众”言说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中西“大众”都是将所言说的群体放在一个大约共指的范围内，体现出一种含义上的不断变化与延宕的特征；其次，中国和西方“大众”理论的差异，导源于两个不同的话语言说系统。在西方，“大众”话语从一开始便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而言的，这个危机是由19世纪以来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然而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国家，尚未步入现代性的正轨，因此有一个改造传统等级制的客观历史需求。换句话说，一个出于应对现代性已产生的危机，一个则是基于走向现代性的诉求，这也决定了自近代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众”话语的变化会与现代性动员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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