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概念的语义溯源(4)

而在以“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大众”一词一般都是用“Popular”和“the Masses”分别来表示。但是在中国语境中理解与翻译这两个词时，又往往仅使用一个汉语词汇“大众”来表示，由此便造成了理论上与理解上的含混。实际上，西方“大众”话语谱系可追溯到英国以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那里，他们以“the Masses”为核心将大众视为没有文化辨识力的“庸众”。在这种持“精英”立场的“大众”话语体系中，“大众”言说大多遵循的是“文化”的逻辑，可称之为“文化大众”；而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则以“生活方式”的文化视角建构起“Popular”大众观：“大众”是文化的接受者，他们承认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但也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主流意识，而是有所思考以及携有某种程度的抵抗，只是大众的“抵制行为被权力所包容，并且没有构成威胁”[8](P53)。

进一步说，西方的“the Masses”概念一般是从文化上对“大众”进行归类，指的是低级的文化群体，进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种言说旨在作为高级文化的一种防御型话语，因而往往会有意识地取消阶级的划分标准，像“利维斯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大致都是如此。而“Popular”一般可以译成“民众”、“通俗”等，它有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时又成为一个正面的概念。这个概念中尽管在初期也包含有阶级(民众)的意识(因为源自左翼话语)，但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无阶级意识”的普遍盛行，“Popular”这一概念更多地偏于“通俗”的含义[9](P281～289)，因此也属于一种文化上的界定。可见，西方的“大众”既是被不断建构的一种文化概念，同时也对应着现实中的特定人群，继而形成了带有西方特色的文化意义上的“大众”概念。

这样一来，由于中国和西方话语语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分类标准的不同，继而生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大众”概念。(如图1所示)

图1 两种不同的“大众”概念

当然，无论是“阶级”还是“文化”的划分标准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它们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概念。实际上，在英国的文化研究领域，后期的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伊格尔顿等人虽然主要倡导“文化”标准，但有时也强调“阶级”的标准，用以反对利维斯主义。而中国以“阶级”为分类标准的“大众”言说则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至80年代，以“工农”大众为言说对象的时期。同时，由于中国的“大众”生成于20世纪的“革命”话语实践之中，这也使得中国的“大众”是一个高度“政治化”、“革命化”的概念。此外，西方“大众”理论大致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如Msss和Popular这两条有所区别的“大众”理论；中国“大众”理论基本上是单线演进的，可以说中国的“大众”始终是一个正面的用语，是一个被看作“积极的主体”。

四、大众概念的语义辨析

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大众”概念大致指的是“多数人”。然而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大众”概念的语义又差别较大。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里对于中国“大众”概念从古至今的内涵演变作了简单地梳理，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近代前期以及古代的“大众”概念演变史[10](P1～81)；而《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常被人引用的关于“大众”(包括Masses和Popular)的疏解，则可视为西方语境下的“大众”概念的变迁史。[9](P281～289)

从中国的“大众”话语实践来看，“大众”概念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相继出现的“国民”、“民众”、“大众”(分述式的)等概念可视为“大众”总概念的“分述语”。也就是说，如果将“大众”作为一个不变的总体性概念，那么随着历史场景的变化，则相继出现了一些有所变化的“子概念”。而且“大众”在特定的阶段也是一个子概念，如1930年的“大众化”讨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消费大众”等期间所指的都是作为子概念的“大众”。进一步说，作为“总体语”的“大众”概念包含近代以来诸如“民”、“新民”、“民众”、“群众”等“分述语”，那么，本论文的“大众”概念研究就是基于这些分述性的词语、术语的分析，因为“‘概念’无非是那些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词语’”[11](P77)。而作为“分述语”的“大众”只是“大众”概念语义场中的一个分述语，这个“大众”的内涵大致相当于“人数众多的底层人群”。我们之所以选择“大众”作为这一概念的“总体语”，主要是因为这个用语在当代学术中使用得最为广泛。同时，这种“总体语”与“分述语”的区分也凸显了“大众”概念的“实然”之外的“运动性”[11](P81)，而不是简单地把“大众”定义为“是什么”(w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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